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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建立后，原本许多从枪林弹雨中一路走来的老一辈革命家放下枪杆，走上了和以前截然不同的工作岗位。不同于带兵打仗，建设年代的工作不但要求拥有新的工作能力，也可能会遇到性格各异的协作伙伴。“八大军区对调”时期的兰州军区就出现过这样的例子，新来的司令员被评价为“真难伺候”，任职多年的老政委也和他弄成了“两只公鸡”，这样的局面最后是怎样解决的？

“把一个不好惹的人送了过去”

1973年，由毛主席主导、各大军区迅速执行的“八大军区对调”工作，正在紧锣密鼓的进行之中。

作为牵涉其中的军区之一，福州军区也有一系列关于人事变动的工作亟待进行。除了常规流程类的工作之外，该军区政委李志民心头始终还挂着一件事，放心不下。他曾经对这次对调的“对子”军区——兰州军区的政委冼恒汉说了一句话“我把一个不好惹的人送了过去”，提醒对方可要当心。

冼恒汉听到这句话的第一时间，心里就“咯噔”了一下。他当然知道即将调来兰州的是前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可是这位当年战场上的著名猛将究竟是怎么一个“不好惹”法，他可实在是心里没数。

等到韩先楚真的走马上任，几件大事小情一过手，冼恒汉就明白李志民当初说那句话并不是无缘无故，连管理局都有工作人员忍不住对政委“抱怨”，说新上任的首长不好伺候。

“旋风将军”韩先楚

在经历了漫长战争洗礼的共和国将星之中，韩先楚是“一仗一仗打出来”的典型例子之一。抗战时期，他主要负责敌后作战的指挥工作，在复杂多变的战场变化中磨练出“张弛有度”的指挥风格。到了解放战争初期，他的军事能力经过迅速成长，已经足够在战场上独当一面。

就任东北民主联军三纵司令员不久，他就凭借着率部歼灭国民党精锐116师的战绩，打响了在东北战场上的赫赫威名。

这一战的高光在于“时机”和“果断”，韩先楚敏锐地察觉到敌军立足未稳、师部防御空虚的弱点，果断出击直插敌军师部，再对其援军进行伏击。

这个计划堪称冒险，同时对部队的军事素养也有极高的要求，但韩先楚率领战士们一夜急行军二百里，以大胆迅速的穿插奠定了胜局。

敌116师被全歼的结果令国民党军一方大为震动，此后的锦州战役期间，韩先楚所部被列入五大主力之一；辽西战役中，这支部队更是为歼灭国民党新一军、新六军立下了汗马功劳。

战场上能打硬仗、所向披靡，也就难怪先后负责东北战事的几任国民党军总指挥都对韩先楚所部十分重视。杜聿明在被调离东北战场之前，甚至还对继任者特别交代：要小心韩先楚的“旋风部队”。

他指挥的另一场知名战役是解放海南岛之战。由于海南岛特殊的地形、天气等条件，韩先楚沉住气进行了近三个月的周密准备：首先培训了近万名水手船员，并针对可能遇到的特殊情况进行针对性演练。等到成功登岛之后，他对于岛上地形复杂的情况特别重视，严令部队保持紧凑的队形行动作战。

最酣畅淋漓的一战发生在美亭地区——敌军虽然有约五个师的兵力，仍在解放军摧枯拉朽的攻势之下迅速溃败。韩先楚眼见战机稍纵即逝，果断使用了刚刚缴获不久的汽车组成快速部队，对敌军残部进行紧迫追击，一直将敌军追赶到了著名的“天涯海角”。

这一战对于海南岛回到人民的怀抱意义重大，盘踞在岛上的敌军五万余人均被消灭，全岛300万人民也因此获得解放。

在1955年新中国评定军衔时，韩先楚被授衔为上将。同时，他也是解放军第四十军的首任军长，并曾多年在福州军区担任司令员。

性格强硬、“谁都不服”

与韩先楚将军“百战成名”的战功同样有名的，是他强硬果断、“谁都不服”的性格。

早在1950年解放海南前的作战会议上，他就曾因为意见不合而与负责全局指挥的邓华将军当面“争吵”过。关于战场环境、部队状态、气候潮水等因素的考量，两人各有看法，因此提出的作战方案也就大相径庭。

邓华并不同意韩先楚的作战计划，韩先楚对此针锋相对，表示自己所部的40军强烈要求第一批登岛，“如果兄弟部队作战有困难， 我们40军也可以单独作战！”

两人越争越烈，最后甚至连“到底是谁指挥谁？”的“狠话”都放了出来。

正因为韩先楚这样的性格，他与许世友成了时常被人相提并论的两位将军，被说成是军队中难搞的“刺头一霸”。

当毛主席决定军区对调时，韩先楚已经在福州军区干了十几年。他自觉工作干得尽心尽职，更不愿意离开早已习惯的工作岗位，便在会后单独找毛主席表明想法，希望这次能不要调动自己。

毛主席倒也早就想到了：以韩先楚的性格多半不会开开心心就接受调动。眼看这位深有情绪的将领，毛主席并没有详细一条条列举调动原因，只是问了他一个问题：如果一颗牙坏了，那你说要不要补？

一句话让韩先楚瞬间明白，他当即就表态接受调动、前往兰州。不过毛主席却又补充了一句话，说和他搭档的政委“是个老实人”，让韩先楚记得不要欺负他。这个“老实人”，说的就是当时正任职兰州军区政委、兼任甘肃省第一书记的冼恒汉。

投笔从戎的冼恒汉

冼恒汉的革命道路与韩先楚不但毫不相似，此前也几乎毫无交集。他1911年生于广西田阳一个普通的壮族农民家庭，少年时期就十分聪颖好学，在学校中是受到老师称赞的优等生。

1929年，中共在当地组织筹备百色起义，各种抗租抗税斗争风起云涌。冼恒汉作为胸怀志气的青年人，深受共产党带来的进步思想感召，毅然决定投笔从戎，决心要走彻底消灭剥削压迫、为人民大众谋福利的道路。

他加入了张云逸麾下的广西警备第四大队，最初分配的单位就是政治部宣传队。这个起点某种意义上也决定了他未来的职业方向：人民军队中的政工人员。

参加革命一路走来，冼恒汉担任时间最长的职位是政委，他曾经评价自己为“没有大功实有苦劳”。的确，和各支部队的军事主官相比，政委的工作和贡献要隐蔽且后方得多。但在他的整个军旅生涯中，对解放战士的思想改进工作无疑是值得记上一笔的高光亮点。

1947年之后，由于解放战争的大势所趋，人民军队中出现了一个新的现象，那就是“解放战士”的比例大幅度升高。“解放战士”指的是原属于国民党军或者其他反动武装、由俘虏转化而来的战士，一些部队中解放战士的比例甚至高达八成。

这些“解放兵”中的不少人在旧军队浸泡过，或多或少地接受了“当兵吃饷、扛枪卖命”式的旧军队逻辑，日常训练中磨洋工拖后腿，正式作战不出力无斗志等现象成为较为普遍的症结。

冼恒汉以他多年从事政工工作的敏锐度，很快发现了问题并对症下药，以开展“诉苦运动”来加深人民军队内部新旧战士的相互理解，引导这些新战士去思考自己过去苦难的原因，帮助他们理解到——只有拿起武器、推翻“三座大山”，中国才能迎来新生活，过去的苦难才能不再重演。

这一运动收效很好，对于解放战士的政治觉悟和作战斗志都有大幅度提升，因此很快受到了党中央的重视和好评，并迅速推广到全军范围内。后世将这个活动称为“新式整军运动”，也有人认为哪怕仅仅只凭借这一事件，冼恒汉也足够在军史上留下一笔了。

长期扎根兰州的政委

冼恒汉的另一个特点，是他在兰州军区任职的时间很长，对这片西北土地深怀感情、做了许多工作。

从1955年开始，军委决定撤销西北军区，成立兰州和新疆两个军区，原任西北军区政治部主任的冼恒汉就上任了兰州军区政委，此后基本上职务就没有大动。

同年军衔制实施后，军队内部开始冒出来一些攀比的不良风气。“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评衔时”——不少人觉得自己为革命出生入死、流血流汗一辈子，但军衔级别和待遇却不如同期战友，心理上出现不平衡，甚至出现了因此不认真对待工作、长期“泡病号”的情况。

冼恒汉注意到之后，很快便在军区级别的大会上严肃提出批评，狠刹这一股不良风气。从这些细节，也不难看出冼恒汉其人的思想态度和做事风格。

也正是抱着这种扎根一地、踏实做事的想法，他在兰州军区的多年时间内，脚踏实地做了不少有利于当地的实事，对于当地的许多细节情况也极为熟悉

后来八大军区司令对调，但实际上各军区的政委是并没有对调的，这样便形成了韩先楚与冼恒汉全新搭档、从头磨合的局面。

“两只公鸡关一个笼子”

1973年底，韩先楚走马上任兰州军区司令员。或许也是习惯了革命战争时期那种雷厉风行毫不拖延的做事风格，他到了兰州的第二天就驱车出门，到边防部队去视察，甚至连赶上“黑风”天气也坚持不更改计划。

一番视察下来，韩先楚提出了许多改进意见。冼恒汉在回忆录中曾经提到，在韩先楚看来，大到战备训练、战场设置、边防建设，小到军区大院的绿化，都存在大大小小的问题，全都需要整改。

有问题就改，这当然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但冼恒汉同时也认为，对方刚刚落脚一番巡视就立即提出要进行多项整改，难免有许多不够考虑客观情况和条件限制的地方，也就是说，难以落地。

除了这些因素之外，韩先楚本人的身体状况也不是很好，可能因为不习惯西北气候又多次出外视察导致身体更差，不得不长期到北京或其他地方去疗养。

这就又给兰州当地的工作带来了新的问题：司令本人长期不在本地，又如何指导军区内外的那些整改、以及其他各方面工作呢？

渐渐地，双方的沟通越来越差，造成了事实上的脱节。虽然冼恒汉是学文出身、又长期都从事政工工作，但是毕竟他也是军人，性格中也有十分骨鲠的一面。

双方各执己见之下，谁也无法说服对方，最后中央一度派出工作组、甚至连叶帅都亲自出马协调。冼恒汉提出，如果“两只公鸡关在一个笼子里”难以解决，那么自己愿意调走。

然而叶帅考虑到他在当地多年熟悉情况，最终还是没有同意这一方案。于是韩先楚与冼恒汉，就在这样意见不合的前提下仍然继续共事了下去，而且并未耽误工作的运行，也可以说是一段佳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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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于：福建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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